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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汝明最新娱乐体验_刘汝明为什么不起义(2024年12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友软网络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9

刘汝明

幻想中立避战，刘汝明阻止友军入境，日军炮弹让其痛悟

1948年12月15日，国民党上将刘汝明的亲信陈玉书，在乘车去蚌埠时，强行冲过了警戒卡。刘峙大惊失色，派一营人包围了刘汝明的指挥部。当天晚上，刘汝明兵团的55军副军长陈玉书，带着一排人乘车从前方返回蚌埠。蚌埠的警备工作，由李延年第六兵团的九十六军负责。陈玉书一行在到了蚌埠附近的淮海大桥时，被九十六军的警戒部队拦住，说要检查人员身份。陈玉书大怒，带着手下强行冲了过去。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已逃到蚌埠，他得到消息后，怀疑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要搞事情，为了以防万一，派了一营士兵将第八兵团总部所在的面粉厂包围。刘汝明兵团有六万多人，刘峙也不敢真的动手，第二天，见刘部没有异动后，刘峙带着李延年去找刘汝明。刘峙、李延年试探一番后，见是虚惊一场，便离开了。两人走后，刘汝明冷笑着对亲信说：“刘峙这样胆小如鼠的人，是如何舔居总司令高位的。我若真要有问题，靠这监视的一个营能干什么。” 淮海战役打响后，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主力撤到了蚌埠，所部改编为第八、第六兵团。刘峙为了便于指挥蚌埠的两个兵团，报请老蒋同意后，设立蚌埠指挥所。刘汝明和李延年都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也都是绥靖区司令官、兵团司令，就职务而言相当，但刘汝明的资历明显高于李延年，且还是“中将加上将衔”。按理说，这个指挥所主任由刘汝明兼任合适，但老蒋、刘峙都对刘汝明不信任，指挥所主任给了李延年。但实际上，李延年这个主任有名无实，他根本指挥不动刘汝明的部队。为了策反刘汝明，解放军让不久前兵败被俘的孙良诚写了封劝说起义的信。孙良诚和刘汝明在西北军共事时，同属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交情匪浅。孙良诚在信中，隐晦的留了暗语，刘汝明看了信后，对亲信说：“良臣（孙良诚的字）并不是真的投降，看来我得想个办法，把他骗到蚌埠来。” 刘汝明在给孙良诚的回信中，表示愿意就起义一事商议，但事关重大，需要孙良诚到蚌埠来面谈。孙良诚借着刘汝明这封言不由衷的信，被解放军首长派去蚌埠。孙良诚临走时，原孙部的参议周镐、师长王清瀚为了促成起义，要陪同前往。孙良诚婉拒说：“我和刘汝明是多年的老交情，他不会为难的，一个人去没有问题。” 孙良诚清楚刘汝明的顽固，见他在信中这么痛快的答应起义，便知道这是诱他去蚌埠把戏，孙良诚故作不知，其实就是趁机逃脱。在周镐、王清瀚的坚持下，孙良诚不得已带着两人同往。到蚌埠后，前来接应孙良诚的刘铁钧（刘汝明儿子，刘部119师副师长），一面派人将孙良诚送去见刘汝明，一面派人将周镐、王清瀚绑缚送交刘峙。孙良诚对出卖周镐、王清瀚心感不安，在见到刘汝明时，让他向刘峙求情，保住这两人的性命。刘汝明说：“你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要再去管他人。你姑且回上海暂住，我去找秦次长（秦德纯）他们，联名给你求情。” 周镐原是军统少将，后成为特别地下党，在孙良诚部以参议的身份，进行策反工作。孙良诚知道，若周镐被害，他的罪名可就大了，便恳求刘汝明说：“那就务必把周镐的性命保住，也好给我留个后路。” 第二天，孙良诚被刘汝明派人送去上海，周镐、王清瀚则被刘峙用飞机送去南京，由保密局审问。随后，刘汝明派副参谋长李诚一去南京见保密局长毛人凤，询问能否将周镐保释出来。毛人凤勃然大怒，说：“怎么，连周镐你们都敢保？” 李诚一见势不妙，便说：“刘司令官只是问一下，主要还是保孙良诚。” 毛人凤听后，态度稍缓，说：“孙良诚是高级将领，处不处理我说了不算，至少也得去找何部长（何应钦）或顾总长（顾祝同）。” 刘汝明在听了李诚一的回报后，和西北军老同事秦德纯、孙连仲等人联名向老蒋求情。老蒋犯不着为了一个孙良诚，和这帮杂牌将领交恶，便顺水推舟的给了孙良诚一个“中将参议”的虚职。周镐、王清瀚在保密局的监狱受尽酷刑，但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吐露半点机密，不久后两人被枪杀于雨花台。孙良诚在上海解放后，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一天，周镐的遗孀在大街上发现了孙良诚，在跟踪确认其住所后，上报了军管会，军管会当即派人将孙良诚抓捕。孙良诚被抓后，送去战犯管理所改造，在两年后病死。在淮海战役进入收尾阶段时，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通过广播，号召原西北军将领起义。刘汝明听了广播后，感慨的对亲信说：“冯夫人说的不无道理，比如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这帮家伙，对我们存歧视之心，属实让人心寒。不过，说起来，蒋总统对我还算不错，当年我的集团军总司令、中将加上将衔，就是他任命的，杂牌将领中，有几人像我这样。” 淮海战役后，刘汝明率部南逃，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他又跑去了福建。福建解放时，刘汝明带着一万多残部乘船去了台湾，刚到岸部队就被陈诚派兵强行缴械，打乱建制编入其他部队，一心保存实力的刘汝明，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在历史抉择的关口，刘汝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只得在台湾了却残生。#历史#

1949年6月21日，蒋介石在福州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兵团司令刘汝明、军长刘汝珍、李天霞等人或迟到或未到，老蒋大怒，质问朱绍良、汤恩伯，为何人没有来齐。早上9时，老蒋乘坐的“美龄号”专机降落在福州南郊机场。提朱绍良、汤恩伯等人，带着一众军政大员迎候。老蒋拒绝进入福州城内，下令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10点，会议在老蒋的主持下召开，蒋军在福建的将领来了不少，黑压压的坐了八十多人。会议开了一会后，73军军长李天霞满头大汗的来了，老蒋大怒，将其臭骂一番。见还有不少人未来，老蒋盯着朱绍良、汤恩伯问起了原因。朱绍良的身份很尴尬，他虽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的头衔，但因他在老蒋下野后，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往来密切，已然引起了猜忌。上海解放后，老蒋将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调去福建，担任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到后，很快就将朱绍良架空，夺过了福建蒋军的指挥权。福建的蒋军成分复杂，杂牌部队不少，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刘汝明原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成名很早，资历又深，还挂着“中将加上将衔”，率部撤到福建后，根本不把朱绍良、汤恩伯放在眼里。老蒋这次来福州，朱绍良已提前告知了刘汝明，但刘汝明担心到后会被指派去承担作战任务，装病不来，不光他未来，第八兵团的副司令官、军、师长也一个未来。朱绍良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低头不语，汤恩伯忍不住发牢骚说：“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明知总裁开会，却故意不来，实在是可恶。” 老蒋追问：“李良荣兵团，怎么也没派人来？” 汤恩伯说：“李兵团驻防闽西、闽南，将领们无法按时参会。等我回到厦门指挥部后，向他们传达总裁的指示。” 对未派人来参会的刘汝明兵团、李良荣兵团，汤恩伯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番双重标准，引起参会将领的窃窃私语。老蒋见会场有所骚动，摆摆手让众人安静。随后，朱绍良汇报了福州的工事修筑情况，汤恩伯报告了福建的布防情况，之后就是各军、师长向老蒋报告部队情况。福建的蒋军各部队，不是遭受过重大损失就是歼灭后重建的，士气低、战斗力差，装备短缺。因此各军、师长都向老蒋诉苦，索要装备、兵员。老蒋听得头大，但又不好指责，只得将众人的要求，一一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至于兑现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会议一直开到中午时分，老蒋拿着册子，将参会的八十多人逐个点名，然后对众人讲了一番打气的话后，宣布散会。随后，老蒋在一众将领的陪同下，去了机场的餐厅用餐。饭后，老蒋在一个小房间内，逐个召见了朱绍良、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王修身及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劻等九人，由机要秘书曹圣芬记录。老蒋召见朱绍良时，让他加修福州的工事，务必坚守三个月。朱绍良是福州人，不愿担上让家乡遭受战火的骂名，因此态度显得很敷衍，惹得老蒋很不高兴。在和汤恩伯谈话时，老蒋告知他将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由陈诚任长官，汤恩伯以副长官的身份，实际主持福建等地的军政。这也就表明，朱绍良即将被老蒋弃用。召见李延年时，老蒋让他率第六兵团死守福州，不得后撤，并暗示东南军政将由陈诚负责。陈诚对李延年不满已久，若当了东南长官，自然不会有李延年好果子吃。在见完老蒋出来后，李延年唉声叹气的对李天霞说：“打的话是必输，撤的话，陈诚成了顶头上司，会饶了你和我？” 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都是李延年兵团的将领，老蒋召见他们时，所说内容大同小异，无非就是让服从“李司令官的命令，死守福州”云云。李天霞的73军，也属于李延年兵团序列，但老蒋却未召见他，可见对这个黄埔学生已然失望。老蒋召见独立360师师长吉星文时，问：“把你这个师调归刘汝明兵团如何？” 吉星文吃惊的说：“我和刘司令官虽都是西北军出来的，但却不在一脉，部队恐怕会被吃掉。” 老蒋说：“没事的，我会关照你的，去后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告知。” 在西北军将领中，吉星文是少有的倾向老蒋的，故而老蒋派他去刘汝明兵团，以作制衡。淮海战役期间，李以劻以“少将战地视察官”的身份，视察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蒋军将领的部队，颇有点老蒋派出去的“钦差大臣”的味道。老蒋在最后召见李以劻，对他任师长的独立五十师的情况，问的并不多，主要询问了朱绍良近况。李以劻如实回答，说朱绍良对福州的防务很不上心，参加聚会的时间，比处理军政事务的时间更多。谈话将结束时，老蒋突然问：“李延年还是整日抽大烟、打牌吗？” 李以劻一面说确有此事，一面又打圆场说李延年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见完将领，搜集好资料的老蒋，乘飞机离开福州。老蒋回到台湾后，又给朱绍良、汤恩伯去电，让务必坚守福州至10月。然而，解放军兵进神速，福州很快就解放了。朱绍良、李延年、李天霞等人仓惶逃跑，“死守福州”成为一个笑话。

徐州撤军方案的确定及撤退时的混乱 1948年11月22日，在12天的殊死搏杀之后，被包围在碾庄的黄百韬兵团最终迎来了全军覆没的命运。黄兵团被歼灭的噩耗传来，在徐州的“剿总”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惊恐万状，他们为了挽回败局，第二天就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最终确定以徐州部队主力向宿县以北的符离集进攻，以蚌埠的刘汝明、李延年兵团向宿县进攻，搞一次“南北对进”。这一招主要有2个目的：首先是重新打通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以便在战况不利时把徐州的部队撤到蚌埠，其次是把华野和刘邓中野隔开，以免两军形成合力。从23日打到26日，李弥和邱清泉一共就向南推进了10-15公里，接下来几乎是寸步难行，光从地图上看他们距离符离集还有35-40公里，距离从蚌埠出发的李延年、刘汝明更是十万八千里。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在顾祝同的督战下勉强打了2天，勉强推进到距离宿县40公里的任桥，就收到了共军部队已经出现在自己侧翼的消息。一贯信奉“死道友不死贫道”逻辑的李、刘二人预感到再打下去说不定会遭遇黄百韬同样的命运，便把老头子的严令抛到了脑后，立即缩回蚌埠。到11月27日，蒋介石“南北对进”的战术只打了3天就宣告破产了，现在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国民党集团面前：因为在武汉的宋希濂第14兵团被白崇禧借故拖住，也无法再投入淮海战场，蒋介石已经没有可以改变战局的预备队了。鉴于夺回宿县的计划破灭，黄维兵团自身难保，徐州已成了孤城，周围全是解放军的人马，再守下去“剿总”的30万大军只怕难逃覆灭的命运。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又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作战厅长郭汝瑰代表国防部提出的方案是让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津浦路东边经双沟、五河南下，与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之后，共同去解黄维兵团之围。这不过是原先战术的翻版，事实已证明万难实现。因此杜聿明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黄维坚决守住阵地，等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从津浦路西边南下，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之后，依托于淮河再向解放军进攻，与黄维里应外合，方能解围。杜聿明和郭汝瑰的两种方案，看起来似乎只是从徐州东边走和从徐州西边走的区别，可实际上的区别远非如此。郭汝瑰的方案是要集中力量，援救黄维；杜聿明的方案是要保存三个兵团的实力，先离开是非之地，撤走再说。杜聿明认为，从东边走，有大量湖沼地带，不利于大兵团行军，如果遭遇华野主力，容易被吃掉。从西边走，由于西边的中野正集中力量在攻打黄维兵团，则要安全得多。其实杜聿明的真实想法是，在徐州主力南下之后，能救黄维就去救，不能救就把部队再向南开往淮河一带，用这二十几万大军来保卫江淮，守卫南京。杜聿明之所以要反对郭汝瑰的方案，另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直对这个作战厅长心存疑虑，认为郭可能是潜伏在国防部的中共地下党。所以，淮海战役期间，每次讨论作战计划时，杜聿明的基本态度是：凡是郭汝瑰提出来的计划他都要反对。杜聿明总是把郭汝瑰称作“郭小鬼”，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调侃，但实际上是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戒心的自然流露。会议休息时，杜聿明私下说服蒋介石接受了他的撤退方案。此后杜聿明于当晚就乘飞机返回徐州，安排撤退事宜。他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制定了“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撤退原则，决定于11月30日晚间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全部撤离徐州。第一步的行军目标是永城，各部队带足7天的给养和500公里的油料，到达阜阳之后，再行补给。同时，在29日晚，杜聿明让李弥的十三兵团先出动一个师，占领萧县一带，作为先行的准备，并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在撤退前，杜聿明继续释放烟雾弹，11月30日白天，邱、李、孙兵团的前线部队，在各阵地向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甚至还攻下了几个村庄。 11月30日晚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及徐州“剿总”直属部队和地方武装，全部撤离徐州。与大部队同时撤离的还有一部分地方行政人员以及一些被裹胁的青年学生，总人数在30万人左右。12月1日傍晚，华野先头部队渤海纵队进入徐州。决定撤出徐州时，杜聿明计划得很完美，说是要采用“滚筒战术”，各部队逐次掩护前进，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行动，七天时间足以跳出解放军的包围圈。但是，杜聿明虽然一再强调此次军事行动要严格保密，却震惊地发现，整个徐州城似乎都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先是国防部保密局（军统）的特务们在徐州破坏重要设施和物资，由于爆炸的动静太大，整个徐州城都听到了。接着是国军士兵们开始疯狂抢购绳索扁担，征用车辆。当士兵们冲进各家银行“征用”现金时，意外发现所有银行都已经人去楼空，并且带走了所有的财产；要去采购食品，商店已经无货。这说明商人的消息来得比军队更快。结果撤退时，整个徐州已经大乱，根本无法组织其有序的撤退，各部队各自为战，根本没有统一的指挥。更有十多万非军事人员跟随军队行动，导致道路堵塞，撤退的速度十分缓慢。撤出徐州城之后，情形更为混乱。在通往萧县的道路上，除了部队，还有各类市民，形成了几十公里长的人流和车流。车流中有汽车、牛车、马车、驴车、人力车、独轮车，道路堵塞不堪，甚至连杜聿明的汽车都无法顺利前进，一度只能下车步行。眼前一切令杜聿明非常郁闷。各种军用物资四处乱扔，无法启动的车辆被随意弃置在路旁。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原本是要在大部队后尾掩护主力撤退的，但是他们居然说把时间搞错了，这帮人在11月30日晚就结束掩护行动，纷纷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了。结果，第十六兵团后尾官兵被刚到萧县附近，就被解放军俘虏，而且在萧县以东还尚有大批车辆辎重并未撤走。如十六兵团所辖的第四十一军直属山炮营共有12门山炮，离开徐州才一天，就丢掉了9门。按杜聿明的撤退路线，从徐州至永城，是一条偏西南方向的路线。濉溪口在这条路线的南边，如果濉溪口的解放军向北打，就可能将杜聿明集团拦腰切断，如果向西进，就可能阻拦杜聿明集团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会解放军的侧击，突破解放军的阻击，尽快加速行军赶往永城，争取走在濉溪口地区解放军的前面。 12月2日，3个兵团撤到萧县西南地区时，邱清泉、李弥忽然向杜聿明建议：部队撤退十分混乱，应当稍加停息，整理部队。因为担心夜间行动会给解放军有机可乘，杜聿明同意就地休整了一个晚上，这样白白送给了解放军半天的追赶时间。 12月3日，就在杜聿明集团即将到达永城时，蒋介石突然又变卦了，他给杜聿明发报，连络不上；于是空投手令，让其停止向永城前进，回头向濉溪口前进与解放军决战并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能率部向东南转进，以求与黄维兵团会师，这样又送给华野整整一天的时间。到12月6日，杜集团20万大军终于被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如此已难逃一劫。

1940年12月，石友信召集军官开会，要替哥哥石友三报仇，讨伐高树勋。正当石友信气势汹汹的讲话时，一个军官走来，对着他脑袋就是一枪。石友信是石友三的族弟，在石友三的部队当过营、团长、1931年7月，倒戈的石友三，在东北军、蒋军、晋军夹击下全军覆没。石友三逃到山东投靠省主席韩复榘，石友信因在外国空军学校进修过，转而加入了南京的空军部队。石友三在山东待了一段时间，去了天津租界，一面和日本特务往来密切，一面搜罗旧部，控制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 1935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石友三走动关系，得了一个冀北保安司令的头衔。对宋哲元任用石友三，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刘汝明、张自忠、秦德纯都认为不妥，宋哲元说：“大家之前都是在西北军这口锅里吃饭，汉章（石友三的字）落魄，我不能不管。” 全面抗战爆发后，石友三的部队扩编为181师。石友三在跟着二十九军南撤途中，寻找机会脱离出来，老蒋为了分化、削弱宋哲元的部队，趁机将181师和新6师合编为69军，以石友三为军长，新6师师长高树勋兼任副军长。石友三和高树勋是结义兄弟，本来关系不错，但因对日作战态度不同，两人矛盾迅速激化。高树勋是主战态度明确，而石友三早在几年前就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有了接触。土肥原贤二担任师团长，率部沿平汉路南侵，在路过安阳时，对一众日伪军头目说：“你们的前面是石友三的部队，他是我的老朋友，不必打得太厉害，赶走就行了，这个人早晚是会和我们合作的。” 话传到石友三这边，他对部下说：“土肥原这是乱说，朋友是朋友，合作是合作。” 高树勋很不高兴的反驳：“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把土肥原视为朋友，这像话吗？” 在日军进入69军的防区时，石友三下令后撤。高树勋拒绝执行，下令所部官兵反击，但因没有支援，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不得不率部突围。 1939年，在石友三部驻防冀南后，老蒋为了加强对石部的控制，召见石友信，让他去石部任职。随石友信去冀南的，还有新任的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一百多政工、特务人员。黄埔四期的臧伯风，是老蒋派去69军监视石友三的一枚重要棋子。石友信到69军后，被委任为军部直属的特务旅旅长，颇受石友三的信任。 1939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团军总司令，辖69军（石友三兼任军长）、新八军（高树勋任军长），石友信升任师长。升官又扩充了地盘的石友三，一方面和日军“互不打扰”，一面进犯八路军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反击之下，石友三派去的数路人马均遭惨败，他惊慌失措，找来石友信等亲信商议后，率部向南逃窜，将据点转移到了濮阳一带。此时的高树勋，名义上归石友三节制，但两人关系早已破裂，69军和新八军各自为战，彼此戒备很深。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一直想谋求拥有独立的地盘，他派石友信携带密信，去开封和日军谈判，双方签订协议，大致内容为互不攻击，互通情报，联合对付八路军等。协议签订后不久，日军从69军防区的侧翼突然出现，突袭邻近的新八军一个团，该团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团长重伤，三个营长一个战死两个轻伤，官兵损失五百余人。高树勋大怒，向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去电状告石友三和日军勾连。卫立煌此时，已收到老蒋发来的密电，说石友三和日伪联络频繁，应多加注意。石部的臧伯风，也收到重庆的密电，让时刻紧盯石友三的动向。在卫立煌、高树勋、臧伯风这边，秘密展开调查之际，日伪也加紧了对石友三的拉拢。石友信作为石友三的头号“谈判代表”，频繁往来于开封、济南，公开和日伪头目见面并合影。石友三开出的条件是，出任伪“山东省主席”、伪“山东保安司令”，并提出要占据鲁西十几个县，自行收税征兵，保持独立性。日伪嫌石友三开出的价码太高，怕答应后难以驾驭，一直不愿松口，谈判数月后，陷入了僵持。臧伯风根据掌握的情报，向重庆的老蒋去电，说石友三正在待价而沽，等着日伪满足他的条件，一旦被“喂饱”，必然会投敌。老蒋密电卫立煌、臧伯风，让务必在三个月之内，对石友三实施“制裁”。卫立煌一寻思，石友三拥兵自重，强行解决只会逼得他马上投敌，只能是智取，他联络高树勋，让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将石友三除掉。石友三心狠手辣，动辄活埋人，对他的投敌行为，69军主要军官虽大都反对，但敢怒不敢言。石友三自以为完全掌握了69军，其实臧伯风已私底下和毕广垣(石部总参议）、王清翰（69军副军长）等人约定，共同参与“诛杀石友三”的行动。 11月下旬，臧伯风、毕广垣、王清翰等人密见高树勋，制定了行动计划。随后，高树勋请西北军元老孙良诚出面，协调他和石友三的关系，石友三跟着孙良诚来到新八军军部后，被高树勋派人扣押，旋即被活埋于黄河岸边。石友三被杀后，石友信召集69军军官开会，杀气腾腾的要讨伐高树勋，却在会场被毕广垣的副官开枪打死。石友三、石友信兄弟如此下场，实属罪有应得。#热点引擎计划# #我要上热门# #热点引擎计划#

1948年6月，在国民党的一个军事会议上，刘汝明上将因为刘伯龙说话太冲，上去就给了他一拳。其他将领本来就对刘伯龙不满，都觉得这拳打得好。刘汝明原是西北军将领，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战爆发后，二十九军扩成两个集团军，刘汝明的部队成了六十九军。1943年，他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是蒋介石赏识的杂牌将领之一。抗战胜利后，第二集团军变成第四绥靖区，刘汝明任司令官。1946年陇海路战役，他的部队损失一万多人，从那以后，他为保存实力，打仗就很谨慎。随着国民党战场接连失败，蒋介石派亲信到前线督战，刘伯龙就是其中之一。他到河南后，对其他将领指手画脚，态度傲慢。一次会议上，他指责刘汝明避战、打仗滑头，刘汝明一听，直接过去揍他，两人就打起来了。刘汝明年轻时是西北军大刀队教官，虽然年纪大了，刘伯龙还是打不过他。事后，蒋介石没惩罚刘汝明，而是把刘伯龙调去贵州当军长，因为刘汝明手里有六七万人，蒋介石得拉拢他。后来，刘汝明在徐州“剿总”挂名副总司令，防区扩大了，他还想扩军呢。但淮海战役前，蒋介石让他放弃大部分防区，集中兵力在徐州外围的商丘，刘汝明很不满，觉得会丢很多产粮区和壮丁，他觉得蒋介石是让杂牌部队当炮灰。他让副参谋长给刘峙打电话表达不满，刘峙后来让他的部队向蚌埠转移。刘汝明撤到蚌埠时，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了，刘汝明庆幸自己坚持了立场，不然可能也被围。黄百韬兵团覆灭，刘汝明有间接责任，他拒绝派兵协防宿县，导致宿县被解放军攻占，切断了徐蚌线，对围歼黄百韬兵团有利。宿县解放后，蒋介石很生气，但没办法。他把刘汝明部队改编为第八兵团，派邓文仪去劳军。邓文仪视察时，刘汝明部队表现卖力，晚上刘汝明宴请邓文仪，两人互相吹捧，喝得大醉。邓文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说刘汝明部队作战勇敢，蒋介石不信，问李延年，李延年和刘汝明有矛盾，没说他好话，蒋介石生气但也没办法。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重重，这样打仗肯定失败。

“淮海战役中国军各兵团司令表现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不了一死！拼命将军留三问，直鲁余孽笑黄埔。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你是个英雄，也是个疯子，更是个浑蛋！自古孤臣多寂寞，从来儒将写悲情。 #历史# 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不是外行，只是对手不按套路出牌。副司令胡琏：就是个狐狸，又一次逃脱。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多条朋友多条路，多个心眼多生机，在官场，要学点伪装术，在逃跑的路上，要学点化装术。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请不要叫哥“孙跑跑”，你们可知道，跑是一种技术活。第8兵团，司令官刘汝明：我不是忠臣，但我不反。坚信会骂会闹的孩子有奶喝，不做折本的买卖。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无可奈何花落去，今非昔比李延年。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治安不安，仰之不敬，没有读懂，“兄弟”不是“弟兄”。

廖耀湘覆灭后，周福成守备兵团还剩多少人？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在辽西战役中几乎带走了沈阳的所有精锐，剩下的部分则被合并为守备兵团。这个守备兵团主要以周福成的第8兵团为主体临时组建。 53军：名不副实 𐟤” 周福成的第8兵团虽然听起来很霸气，但实际上只有一个53军，下辖了116师、130师和暂编30师。沈阳被攻克后，第8兵团全军覆没，8兵团的番号又被凯申拿走给了刘汝明。在淮海战役中，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改编为第8兵团。暂编53师：被忽视的力量 𐟒ꊩ™䤺†53军，新1军的暂编53师也被划入守备兵团序列。因为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出辽西时，只带走了新1军的新30师和50师，没看上暂编53师的战力。 207师的两个旅：留守沈阳 𐟏𐊩’年军207师的两个旅也留在沈阳，编入守备兵团序列。凯申在1948年5月与廖耀湘等人商讨沈阳主力撤离到锦州时，曾想把整个207师的3个旅全部编入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但廖耀湘建议把整个207师留给周福成，以加强沈阳的防御力量。西进兵团的悲剧 𐟘⊨𞽦𒈦ˆ˜役开始后，锦州危急，为了救援锦州，成立了西进兵团。此时，207师的第3旅被编入西进兵团，就是许万寿旅。许万寿也挺倒霉的，好好的沈阳城不待，被迫跟着廖耀湘去辽西，也没干多少事，全在野外散步了，最后直接交待在了黑山大虎山一带，命运挺悲催。沈阳的抵抗 𐟛᯸ 相反，207师的1旅和2旅就幸运多了，一直待在沈阳，后来沈阳被攻克时，207师那2个旅的抵抗也是最强的，但是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就被干脆利落的歼灭了，大部分士兵被俘，要么回老家，要么加入我们。骑兵旅的残部 𐟐Ž 沈阳本来有个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下辖了3个骑兵旅，这3个也跟随廖耀湘一起出辽西了。后来黑山大虎山一战，西进兵团溃不成军，这3个骑兵旅大部被歼灭，残部逃回沈阳。其实从这可以看出骑兵的优势，马快，即使大部被歼，剩余的人也能见缝插针，突出重围。最后的守备兵团 𐟏”️ 这3个骑兵旅的残部逃回沈阳后，重新归入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一起被编入了周福成的守备兵团。此外，沈阳还有4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还有一部分地方保安团等，这些也一并纳入周福成守备兵团。满打满算，周福成守备兵团共计14万人。 53军的悲剧 𐟒”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10月27日，53军军部及116师在铁岭、新城子地区被12纵歼灭。所以最后在沈阳城内，53军就剩2个师了——130师和暂编30师。116师残部逃回沈阳后，也没剩多少人了。

三大战役时国军的那些“不解”的行为 1、黄百韬的三大不解：一、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傻，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还要在新安镇等待44军两天，44军明明从海上撤退更方便？二、在新安镇干等44军的两天里竟然忘了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十几万人最后只能从一条铁路桥渡河，三、李弥兵团既然要日后向东来进攻援救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自己撤退呢，又何况自己还亲自上门求助？ 2、35军救援张家口返回时，路上明明冲破了华北二兵团一个身单力薄的旅的阻击却又停了下来休息了一夜再走，结果被杨罗耿兵团主力赶到后给堵住了退路 3、锦州还在国军手里的时候，被称为国军最强兵团的廖耀湘带领的西进兵团救援时磨磨唧唧，一直在外围徘徊，而锦州被东野拿下后他却积极了起来 4、傅作义偷袭石家庄时，偷偷的给政工处下密令本次偷袭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与对方接上火，接上火就是胜利，必须保证可以随时安全撤回 5、黄维兵团被称为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兵团，结果却被人数接近而装备又远远落后的中野给包围起来了，而且还突围不出去了 6、老蒋下令让李延年、刘汝明和黄维三大兵团一起夺回宿县进而支援徐州的国军，而远在华中的黄维都到了，而近在附近的李延年刘汝明却从没迈过固镇一步 7、为了搜集我军情报，国军准备了104部电台准备进入解放区，结果只有4台进去了，还是在鲁北以教会的身份做掩护进去的，但进去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一条电报也没发出 8、孙元良和邱清泉两个兵团向南攻击争取夺回宿县，一直没有进展，而被围后，孙自己却能一口气冲破我军的几道防线 9、徐州突围时，杜聿明下的命令是李弥兵团负责掩护主力断后，但突围时却发现李弥已经跑到最前面了 10、为了收拢部队，国军准备撤销九绥区，而作为绥靖区司令官的李延年第一次知道这个消息却是被一个商人告知的 11、杜聿明准备撤出徐州，为了不出现44军撤离海州时那种跟着一大批拖家带口的人追随拖延行军速度的场景，在南京开会时要求大家保密，但当他返回徐州时发现连在银行门口做小生意的商贩都知道要放弃徐州了 12、杜聿明撤出徐州时当场提醒他的校长既然撤退就不能恋战，否则后果很严重，老蒋说对对，然后杜聿明好不容易按计划撤出来了，为了不让校长微操连电台都关闭了，但还是被校长空投命令痛骂光顾着跑了就没想着顺便去救一下黄维 13、锦州被围，国军组织东西两大兵团对进救援，其中东进兵团的指挥官在短短的几天内一换再换，阙汉骞指挥过、侯镜如指挥过、杜聿明指挥过、罗奇指挥过 14、锦州战役打的这么激烈了，都知道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最后的5分钟，而攻打塔山时作为老蒋特使的罗奇竟然还让大家中间休息一天，感觉范汉杰就是被东西两大救援兵团给坑进功德林的 15、锦州被东野攻下后，廖耀湘收到了三个命令，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导，而且对其下一步的行军规划是三个不同的方向，然后廖耀湘把这三个方向还都走了一遍，结果哪个也没有成功 16、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都丢光了，北平和平起义的时候，作为“监军”的李文、石觉两个兵团十几万人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给控制的死死的，还不如李渊太原起事时的王威和高君雅 17、国军高层对我军的了解和认知几乎都到了两眼一抹黑的程度，卫立煌没想到101南下北宁线这么快，刚才还在猛攻长春呢，傅作义也没想到东野这么快就入关，以为至少需要休整三个月到半年，徐州的国军也没想到粟裕南下的速度这么快，很快就和刘邓一起对徐州形成合围之势 18、傅作义要偷袭石家庄，主席知道这个情报的时间比郑庭锋还早还要详细，华野赶到新安镇准备围攻黄百韬时发现黄百韬已经跑了，正担心追不上的时候，防守运河防线的何基沣张克侠直接起义让出阵地，让山东兵团直接跑到了黄百韬的前面，黄维第一次突围的时候本来信心满满的，却被廖运周的起义给彻底打懵了失去了突围了积极性原地坐等被救援 19、如果说黄百韬在新安镇坐等44军还可以接受的话，毕竟那是在执行刘峙的命令，那么黄维在南坪集干等一个失踪的参谋11个小时就有点不能理解了，当时十二兵团全军都已经做好的转移的准备，但黄维就是不下出发的命令 20、辽沈、淮海两大战役，杜聿明两头跑，两头都没有成功，先是东北救援锦州锦州被攻克，后来要带出廖耀湘兵团廖兵团被全歼，回到徐州后先是要救援黄百韬兵团黄兵团被吃掉，再后来要带出徐州的30万国军，30万人在陈官庄被全歼，自己也被俘 21、淮海战役中唯二逃出的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是谁也找不到，李弥是谁也想不到，孙元良到底是怎么逃出去的大家都说不清楚，尤其是杜聿明和邱疯子，一点都不知道，而李弥就聪明很多，直接从相反的方向逃走，让双方都没想到 #动态连更挑战#

军神刘伯承元帅的军史之最、最早提出“麻雀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 1937年11月，日军以500步兵和1个骑兵连向山西长治县附近的范村发动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以1个连的兵力，分散埋伏在十多里长的山地、道路附近，三人一组，五人一群，飘忽不定，不时变换位置，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日军看着这些像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八路军，想抓又抓不着，只能被动挨打。经过几小时的战斗，消灭日军近百人，击毁军车1辆。这就是“麻雀战”。刘伯承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敌人团团转哩。” 1938年7月，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专门提到范村战斗，称之为“发明了打麻雀仗”。从此，产生了“麻雀战”这一名称。首‬创‬“黄蜂‬战术‬” 抗战初期，刘伯承利用阎锡山的练兵场开办一二九师游击训练班，他亲自讲解游击战术。一次，他和李达讲完课后骑马回去，突然，他的大白马和李达的黄骠马受惊，双蹄飞起来。原来是一群黄蜂把马屁股蜇了。刘伯承若有所悟，再到训练班讲课时，他就讲起了黄蜂战术。他幽默地对学员说∶ "你们想呀，我们把这匹马比作是日军，日军兵力多，装备好，庞然大物呀，可是小小的黄蜂蜇了一下就受不了。我们派出去的游击小分队就是一只只黄蜂，叫日寇这匹大洋马日夜不得安宁!” 他号召群众模仿黄蜂的战术，拿起武器，群起打击日军。比如安泽县民兵轮战队和我军主力部队派出的人员就以“黄蜂战术”打击日军。当日军出操时，我军预先埋伏的一个排带领轮战队突然以步枪机枪火力急袭，杀伤敌47人。然后打完就走，敌人追出，我军已无影无踪。在敌人返回途中，我军又用“黄蜂战术”，以一个游击小组抓住敌人，各友邻小组和临近的主力部队都奔向战斗地点和敌军行进前方，集中兵力、火力，尾追、侧击、截击杀伤敌人。广大抗日军民使用这一战术在游击战中杀伤了无数敌人。指挥抗战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敌人的任务。刘伯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一起率一二九师南下到武乡、襄垣地区寻机歼敌。刘伯承根据日军“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黎城，充分利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伏击由潞城向黎城增援的敌人。 3月16日拂晓，我军以一部兵力袭击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日军重要兵站地黎城，引诱驻潞城日军出援；以3个团埋伏于潞城县至涉县之间的邯长公路神头岭地区。 9时30分，潞城出援日军进入设伏地区，预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展开白刃格斗，经过2小时激战，日军除100余人逃跑外，全部被歼。八路军伏击部队又击退由潞城、黎城连续出援的日军，并歼其一部。至16时，战斗结束，共歼日军1500余人，缴枪550余支。日本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参与指挥解放战争中歼敌最多的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1948年11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此战以华野为主，刘伯承指挥中野配合作战；第二阶段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战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野为主，华野一部协助；第三阶段是围歼杜聿明集团。早在战役第一阶段，粟裕就谋划全歼黄百韬兵团后，华野同中野紧密配合，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野于11月16日攻克津浦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枢纽宿县，切断徐州刘峙集团的通线，同时隔断蚌埠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北援徐州的道路。为此，刘伯承、粟裕等首先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北面暂取守势，阻止杜聿明部南下，在南面增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兵力，用刘伯承的说法，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12月4日，我军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5日，黄维兵团全军覆没。 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激战，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两个月，歼敌55万多人，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战况最激烈的一次大决战。刘伯承是一位伟大的将领，他心怀人民，有一股革命的热情，在中国群众中，流传着刘伯承好多的故事。他的美好品格早已传颂于百姓之间，用兵如神、机智勇猛的他早已被尊称为军神。